赤道夜晚的云彩像轻盈的绒羽，慢悠悠地飘过来遮住了明亮的月光。
南凌站在工藤新一面前，他们两个人之间只隔了几米远，近到几个跨步就能抓住对方。然而这个世界上总有些戏剧化的事情发生，比如说现在天上的云刚好遮住了一半的月光，在南凌身上投下一片阴影，而将雾气般朦胧的银色洒在工藤新一身上。明暗的交界线像是折纸上的折痕一样被画在两人中间。几步远的距离却犹如天堑。
就像一个不友善的隐喻。
“别不说话啊，名侦探。”南凌说。他们两个人的交谈似乎总是由他开启的，这种时候他总是一副什么都没发生过的样子，语气轻松得不像话，“你还有什么想找我说的？事先说明，真心话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我可没有天天晚上陪人谈心的爱好。”
工藤新一觉得自己永远也想不明白南凌为什么能这么轻飘飘地提起一些本该被严肃对待的事，也永远不明白为什么南凌要这么避重就轻地谈论他自己的事。
明明他也应该知道自己的目的。
“……我已经通知了公安。”工藤新一说出这话的时候，总觉得每个字的发音都变得那么艰涩，像是嵌在喉咙里的沙砾，磨得他生疼，“在他们来之前，我有义务看管你。”
“我该感谢你通知的不是ICPO（国际刑警组织）吗？”南凌嘴角边的笑意短暂地消失了一瞬间，“对我手下留情——这是出于你的私心吗，侦探？”
工藤新一并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啊……我知道了。”南凌晃了晃手指，“因为你们根本查不到我的身份。也许你手上有‘查特’犯罪的记录，但你证明不了那就是我。你们要追查一个死人，一个不存在的人，这可不容易。”
所以才需要公安出手——日本公安本身就是见不得光的情报组织，干点不符合规定的脏活想必也是手到擒来。
“所以你通知了公安……不过我想他们应该还没有那么快赶到新加坡这里来。”南凌笑眯眯地说，“不然我现在要面对的该是降谷警官才对。”
而不是一个高中生侦探。
“那么问题来了。”南凌打了个清脆的响指，晃动着手指点了点工藤新一，一副很开心的样子，“你要怎么确保我不会跑呢？事先说明，要对付你这样的，大概五秒钟就搞定了吧。”
要是降谷零或者赤井秀一来了也许还稍微有些麻烦——不，那就不是有些麻烦的程度了——不过只有工藤新一一个人的话，不会比他昨天从唐人街买了过量的点心再大包小包抗回酒店更困难。
工藤新一摇了摇头。
“我没法确保你不会逃跑。”他说，“我只是想和你说几句话，要不要离开取决于你。”
“啊……”南凌把这个字念得百转千回绕梁三日，半晌他轻笑一声，“看来是专属于主角的嘴炮时间？好吧，我姑且听听看吧。”
工藤新一是来劝他自首的。
——也就是说，自愿回到公安的监管中，从此大概一辈子都要停留在被监视的状态。毕竟他曾经的的确确是个满手鲜血的刽子手，所谓‘潜在的不安定因素’。
从法理的角度来看，南凌当然知道这是‘正确’的，他也知道自己无论是被抓了还是随便死在哪都纯属活该。但是这不代表他乐意被人看管，更不代表他刚刚摆脱了组织的控制，转眼就能自愿走入另一个牢笼。
但南凌不可能把这些告诉工藤新一，正如他永远不会说他这辈子最厌恶也是最恐惧的事情就是被人关起来，他也不会说如果他要进监狱那么他会先选择死亡，你想把我送进监狱就是在逼我去死，就像试图驯养一只麻雀——这是谋杀。
反正工藤新一也不可能拿他怎么样。
更不可能说服他。
南凌好整以暇地看着工藤新一，后者深吸一口气。
“我一直在想你说的那个故事——那个瓶子里的魔鬼的故事。”工藤新一说，“如果瓶子代表的真的是你的一部分，那么你为什么要用这个比喻？为什么要任由它束缚你？”
从一开始魔鬼就不是自愿被关进去的——他是被困在瓶子里的。即使过了再长时间也是如此。如果南凌不认为那实际上是一种束缚，他就不会这么说。
南凌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他，“这个问题有意义吗？”
“当然有！”工藤新一眼神坚定，“因为人是被过去的经历所塑造的，不是被过去的经历所束缚的。”
他昨晚几乎要被南凌说服了——这个世界是如此冷漠、混乱与无序，道德与正义或许也并不客观存在。南凌简直就是个最好的例子。他像是某种道德困境的具象化，一种人性的矛盾或是一个没有正确答案的问题，是电车难题中独自一人站在铁轨上的小孩，只是他站上去是出自自愿，并且不需要被拯救。
然而工藤新一最后还是选择了相信人性与法律，相信这个世界会越变越好——相信希望。也因此认为即使是南凌这种人也可以被拯救。因为正义理应救下所有人，现实中不存在绝对的道德困境，也就不该有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