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老师——只要不是存心故意，他一定希望他所有的学生在离开学校以后找得到工作，养得活自己，如果能飞皇腾达，那他只会高兴，不会生气。
苏纯钧在大学时就“被迫”学会了许多学校的老师教授们认为他们应该具备的知识。
他第一次种地、第一次挤牛奶、第一次掏猪粪，都是在大学里。
他当时的心情可不怎么美妙，脸色也不会太好看。但能体会到教授和学校的苦心，让他不忍拒绝这份“爱护”。
谁能保证他可以一直保持体面？光鲜亮丽？
说不定他日后就会需要靠种地养猪过日子了。
世事难料。
代教授让他们学算盘也是这个原因。他用了种种理由去包装，其根本目的不过是想让他们多一份本事。
他现在对杨二小姐的心就与祝女士一样，在她肯学、愿意学的时候，生怕她学少了，生怕她因为学少了这一项本事而在未来比别人少了一项优势而遇到坎坷。
他固然爱她的青春与美丽，也盼着她平安快乐。
这两者并不冲突。
苏纯钧坐上黄包车，一路晃晃悠悠的到了财政局。
财政局并不大，两层楼还要分出几间办公室给别的部门，什么防灾、卫生之类的。
现在财政局的四位顶头上司全都在医院里，上面一层办公室全是空的。
他提着一件皮包，大步流星的走进大门，门口还有两个宪兵守门。这是新措施，去年是没有的。因为财政局虽然带着一个“财”字，屋里却不放钱，钱全在金库里呢，金库在郊外军营里。这里只有账本子，一翻开全是红笔勾花的赤字，触之惊心。
一楼办公室，一侧全是算盘声在噼啪做响，另一侧却安静许多。苏纯钧的办公室就在安静的这一边。
他掏出钥匙捅开锁眼，推门进去，先将办公桌上摆的电话听筒放回原位，再打开窗户，拉开窗帘，提上暖水瓶，转身去外面的开水房接开水。
等他回来，办公室的电话就催命般的响起来了。
苏纯钧充耳不闻，先坐下来，将抽屉打开，取出登记薄与笔，一一摆正。
然后才接起听筒，“您好，财政局第八办公室。”
他接了一上午电话，喉咙都冒了烟，不管对面说什么，他都一本正经的说：“好的，是的，我这就去查，是的，我马上去查……”
但到了中午，登记薄上还是空白一片，一个字都没记。
这些电话打过来都是催钱的。
已经是新的一年了，各项款项都要拨下去的。整个城市，包括下方的县城，所有的部门、所有的公务人员，都等着财政局拨款。
有一些钱甚至是年前就应该拨下去的，到现在还没有拨。
不过，苏纯钧并没有拨款的权限。
在他进入这间办公室，拥有这部电话以后，提升他的部长甚至还暗示他，那本登记薄上其实不写字更好一点。
于是他接了电话，听着对面的人或是抱怨，或是哭诉，或是破口大骂，他一声声答应着，却什么也不会写下来。
他不会写下方某县需要军饷。他也不会写某县需要钱买粮食。他更不会写下某地某河需要筑堤、防疫。
他不写，就意味着没有这些事，也没有需要拨款的项目被拖延了，有某位官员需要为此负责，需要说清这些款项的去向。
当然，最终结果当然是他这个接电话的人出来背锅。
他还不能拒绝背锅。这是上头对他的信任，这是一种考验。他必须表现得游刃有余才能得到更大的重用，才能从这里出去。
到了下午四点，他照例将听筒拿起来，关上门，却不能回家，而是带着皮包赶往医院，例行看望住院的局长和副局长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