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明珠，你家欠的钱什么时候能还？”
说这话的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穿着藏蓝色棉袄，戴着雷锋帽，整个人看起来鼓鼓囊囊的。
天气冷，他揣着手，堵在平房门口，身子一半在里一半在外，脚卡着门，对贺明珠说：
“不是叔催你，眼看着就要过年了，这债可不能继续拖了。我知道你爸妈都没了，家里就剩你们兄妹几个不容易，但这年头谁家容易啊？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拖着不还钱算什么事儿？”
贺明珠有点紧张。
倒不是因为她生着病，只披了件母亲的旧棉衣，孤身一人在家，被比她高一头的成年男人，堵在家门口逼债。
而是——
您哪位啊
二十多年过去，她是真不记得这位是谁。
不过欠债的事，过了这么多年，贺明珠还清楚记得。
贺父是乌城矿务局的煤矿工人，去年下井采矿时因公牺牲。
贺母得知消息后大受打击，当场昏倒，被送到医院后查出肝癌晚期，不到三个月人就没了。
贺家本来是双职工家庭，虽然家里孩子多花销大，但收入也高。
贺父是采煤队的队长，每月工资有一百多块钱；贺母是子弟小学老师，每月工资也有五十块。
在国企工资普遍只有四十多块钱的八十年代初，贺家不仅能吃饱饭，每月还舍得吃一次肉。
贺明珠作为家里唯一的女儿，从小不用捡哥哥们的旧衣服穿，贺母每年都扯布给她做新衣服。
但因为贺母的病，矿上医院治不了肝癌，贺家老大找单位开了介绍信，带贺母去北京看病。
只是最后病没看好，不仅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和抚恤金，还欠下大几千块的外债。
贺明珠当时还是初中生，短短几个月先后丧父丧母，好好的一个家几乎分崩离析，说一句天塌了也不为过。
幸运的是，她上头还有两个哥哥，承担了抚养弟妹的责任，勉强支撑起这个家。
大哥接了父亲的班，依旧下井做采煤工人；二哥却不肯接母亲的班，执意要留给妹妹，留下一封信后，独自去了南方，杳无音信，只是隔一段时间就给家里汇来五十或一百块钱。
贺明珠当年还小，对具体欠债情况并不清楚，俩哥哥也不让她管。
她只记得每月矿上发工资那天，大哥总会拿着刚到手还没焐热的钱，挨家挨户去还债。
借钱的人都是贺父贺母的同事领导和亲戚邻居，他们可怜贺家大人都没了，一家就剩下几个孩子，大多数人不仅没催过债，还让贺大哥不急还钱，家里先度过眼前的难关再说。
但也有人当初抹不开面子，随大流借了钱，过后又反悔了，隔三差五上家里哭穷，闹得贺大哥没办法，最后电视、缝纫机、收音机还有自行车都拿去抵债了。
家里值钱的大件都被搬走，只剩下一辆旧的二八大杠。
因为贺明珠的学校离家远，走路要两小时，骑车更方便，贺大哥顶着压力没松口，留下了这辆车。
贺明珠的思绪转回，听到中年男人说：
“虽然我和你爸是同事，但你哥当初可是亲口答应还钱，你家可不能赖账啊！”
见小姑娘不知在想什么，低着头不吭气，他瞪起眼睛。
“你别不说话啊，我告诉你，你家要是还不赶紧还钱的话，我就只能上单位找你哥领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