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诗外传》记载了这个故事：
越裳氏重九译而至，献白雉于周公，曰：“道路悠远，山川幽深。恐使人之未达也，故重译而来。”周公曰：“吾何以见赐也？”译曰：“吾受命国之黄髪曰：‘久矣天之不迅风疾雨也，海之不波溢也，三年于兹矣。意者中国殆有圣人，盍往朝之。’于是来也。”周公乃敬求其所以来。1
这个故事极富诗意，又充满了喜庆色彩。
越裳氏经历了辗转翻译，给周公献上一只白雉。周公问，我有什么资格受你们的贡献呢？越裳氏通过翻译答道：“在我的国家里，连续三年风调雨顺，大海没有惊涛骇浪，老人说这是因为中原出了圣人，何不去朝贡一番呢。所以我们就来了。”
看，周公是辅佐幼主，今天的大司马王莽也是辅佐幼主；周公处理了“管蔡之乱”，稳定了周的政局，王莽也处理了董贤，稳定了汉的政局；周公的德行令越裳氏万里迢迢来献雉，王莽也是如此。而且周公那么大的功德，只得到了一只白雉，献给王莽的还多出两只黑雉，这岂不是超迈了周公的德泽？
《汉书》指出，越裳氏的位置不在益州的方向，所以这次献雉是王莽自导自演的闹剧。这极有可能，假如周公时期真的有一个越裳氏，过了一千年，还在同一个地方，还叫同一个名字，其概率微乎其微。
“一千年”很久，今人说起一千年前的宋朝，会觉得遥远得不得了。但对汉朝人来说，“一千年”只是越过秦返回周。孟子曾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周公之后五百年有孔子，孔子之后五百年有王莽，从周公至今正好是一千年2。
王莽把雉鸟献给了皇家宗庙，表示祥瑞要向汉朝的列祖列宗报告，而不是归功于自己。但群臣不难嗅出王莽与周公媲美的味道，当然，眼前这位外戚、权臣，似乎在儒学造诣上比汉朝以往的同类人物如田蚡、霍光等要高得多，人品也更高尚。这个祥瑞可能会令一些汉廷的官员感到诧异和震惊，但大多数官员会觉得这是锦上添花的好事。
5．汉家天下王氏安
王莽从一位失势的前任大司马，变成了堪比周公之德的帝国掌权者。这不能不说是上天的恩德。
雉鸟，便是上天恩德的明证。
面对这一祥瑞，群臣纷纷向王政君上奏王莽的功德，首次提出“安汉公”这个称号：
委任大司马莽定策定宗庙。故大司马霍光有安宗庙之功，益封三万户，畴其爵邑，比萧相国。莽宜如光故事。……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载同符。圣王之法，臣有大功则生有美号，故周公及身在而托号于周。莽有定国安汉家之大功，宜赐号曰安汉公，益户，畴爵邑，上应古制，下准行事，以顺天心。3
“群臣”是史书原话。能称得上“群臣”，表明这是绝大多数官吏的意志。其中，有的官吏应出于对权臣的奉承，有的属于王莽势力，有的则对祥瑞深信不疑，有的是真心拥护。但不管怎样，“群臣”基本达成了共识，证明王莽的功德在时人看来符合事实：
第一，汉朝曾经有过大司马稳定政局、“安宗庙”的历史案例。当年霍光废昌邑王，立汉宣帝，开创汉朝中兴局面。王莽逐董贤、立箕子，功劳与霍光颉颃。既然霍光曾经比着汉代第一宰相萧何来封赏，那么王莽也应该如此。
第二，从儒家的“圣史”看，今天出现周公时期的祥瑞，说明王莽与周公同功同德。既然周公“托号于周”，那么王莽也可以托号于汉。
这两点理由，分别照应了“行事”——汉朝惯例，和“古制”——儒家制度，说明给王莽这一特殊的封赏——也就是“安汉公”的称号并非逾制。
“安汉公”，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称号，令人想起英国革命时克伦威尔被群下所上的尊号“LordProtector”。这个词被译为“护国公”，非常巧妙，与“安汉公”真是相得益彰。
多年之后，王莽在给朝廷的奏章里有一句自况：
臣莽伏自惟，爵为新都侯，号为安汉公，官为宰衡、太傅、大司马，爵贵、号尊、官重。4
王莽是把爵、号和官三者区分来看的。他成为安汉公的时候，爵位仍然是新都侯，这就说明安汉公不是爵位。他的官职当时还只是大司马，说明安汉公也不是官位。
安汉公是一个尊号，其特殊之处在于以国号为号。